【我的西迁故事】

讲述人：西迁老教授 卢烈英

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期间，来到交大看望我们，让人备受鼓舞。对我来讲，有三个“没想到”。一是我们当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，习近平总书记很快给我们回信了；二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新年贺词里提到我们；三是这次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安，专门看望我们，并对“西迁精神”作出高度评价。

我听了以后感触很深。每个西迁人都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，也都经历了一场“大我”与“小我”的博弈。对每个人来说，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付出，还影响到以后的几代人，这不是一件小事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习近平总书记说，“西迁精神”的核心是爱国主义，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，与党和国家、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、共命运。这让我想起在西迁时，交大校园里流传着三句感人至深的口号。第一句是“党的决定就是我们的行动”；第二句是“党叫我们去哪里，我们就背起行囊去哪里”；第三句是“哪里有事业，哪里有爱，哪里就是家”。这三句口号对我影响很大。迁校过程非常顺利，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的爱国情怀，也是因为我们听党的话，怀着跟党走的坚定决心。回忆当时迁校的情景，我觉得用“争先恐后，积极踊跃”八个字来形容最合适。

迁校不仅是“迁”，最难的其实是“建”。把交大这棵在上海生长了60多年的“老树”迁到西部艰苦陌生的环境里，并且不能损伤根系，这一点我们做到了。不仅如此，这棵“树”还要扎根在西部土壤里，尽快适应水土，茁壮成长，造福一方，我们也努力做到了。

俯瞰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。

西迁以后，我们没有耽误一堂课，也没有影响一次实验。按照国家要求，我们要扩大招生，还要筹建一些新的专业，比如核能、计算机和力学等。在生活方面，刚开始我们有些不适应。南方人不习惯吃馒头，每顿都想吃米饭，但西安面食居多，大米很少。当时西安市政府照顾我们，每个月给我们增加了几斤大米。

我1953年参加工作，迁校时24岁，还是一个年轻讲师。在迁校过程中，有几位老教授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。

钟兆琳教授当时已经56岁了，身体不太好，家里也很困难，他的爱人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，离不开床。但他坚持来到西安，带领我们继续搞科研，全身心投入到交大建设里。交大东门口有一个钟兆琳实验室，那是他亲手为电气学院建起来的。除了教学以外，他还深入西部基层实地考察，给国家提了很多关于开发大西北的建议。像他这样的老前辈还有很多，他们的行动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。我想，知识分子的一生，只有跟党的事业、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，才能对党和国家有所贡献，才能实现人生价值。

扎根西部64年，交大取得了辉煌成绩。“西迁精神”不仅是我们交大的宝贵财富，也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的精神财富。希望这笔财富能持续传承下去，并且不断增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