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83年仲春，桃李报春，山花烂漫，新宁县令率属下聚集西喉乡柘田村，恭迎蒋公锡晋衣锦还乡。时至正午，从北边邵阳方向传来了三声炮响，一干人员闻声得知，蒋锡晋已踏入5里之外的新宁柳山地界。不一会，百余士卒前呼后拥，凉伞旗号遮天蔽日，骑上高头大马的蒋锡晋，两手作揖，致谢夹道迎接的官员乡亲。其时蒋锡晋令尊廷渊老大人已经亡故，令堂李氏洒泪相迎。李氏为渊公原配，仅生锡晋一子，相别30余载，岂不悲喜交集?蒋锡晋见到生母，翻滚下马，洒泪参拜。蒋公跪拜列祖之后，抽身赶至村口古井一旁，3次掬饮家乡甘露，不禁连呼3声：“吾回来了，吾回来了，吾回来了!”

蒋锡晋此次归家属“告假省亲”，加之“武官不探文官事”，行止一身轻松，转眼便是3年一天，官差快马送上朝廷官函，已闲居3年、朝廷观念淡漠的蒋公锡晋，一不经意便私自拆封。稍稍一阅，岂知是连升两级的皇函，即由游击升至协台(皇函已于“文革”时期烧毁)。蒋锡晋抚胸顿足，惊呼“吾命如此矣!”生母李氏数十年忧牵独子，健康下滑，再加儿辈拆封失误，终归忧郁成疾，一年后悲凄而终。

一番痛定思痛之后，蒋锡晋想到自己的“后路”。拆封皇函，是背弃朝廷;疏离故土，岂不背弃乡民?!于是乎，他官袍入笼，凉伞旗号赠与蒋氏东蒋祠堂，平时一身布衣行走乡里，俨然一名土气绅士。蒋锡晋行伍出身，仗义疏财，带回银两，不置田亩，只修官第一栋，所余钱财除供吃用，还接济穷困乡民。

蒋锡晋回归故里第四年清明节，当地蒋氏东房的头面人物，在离柘田一里之外的田中间祠堂集会祭祖。有人问道：“蒋锡晋回刀智斩敌将，一时威振湘滇，不知可否在此显露一手?” 蒋锡晋一番推却不成，便叫人在祠堂门前每隔一尺摆一枚铜钱，共摆24枚。蒋锡晋扬鞭上马，自百步之外飞奔而来。离摆钱处大约十步，只见他侧身倾倒，脚靴挂鞍，身贴马腹，双手触地，24个铜钱一呼啦尽数捡起，两旁围观的众乡绅一时目瞪口呆。待蒋锡晋下马走近身前，才有一名乡绅领头叫“好”……祭祀宴席上，有人提议请蒋锡晋为本族操练“乡勇”，不愿背弃故土的他再不推辞，于是田中间东蒋祠堂由冷清变得热闹，成为乡民们习武场所。

其时，大清朝堂风雨飘摇，各地反清人士风起云涌。其间难免鱼龙混杂，一些居心不良者趁火打劫，匪患盗贼因之四起，于是蒋锡晋训练的乡兵，便担当起“保家卫民”的重任。这一年端午佳节那天，当时的回龙寺已有赛船闹节习惯，方圆二、三十里的青年男女，多有看船习好。蒋锡晋手下的二十几名乡兵几乎尽去了回龙。藏匿在河伯岭北端山段的一股强人，抓住这一可乘之机，由二当家率十几名喽罗，一个个头戴黑罩，手持钢刀，竟在白天进田中间抢劫。好在危急之中有人来柘田急报，蒋锡晋来不及披挂即跃马前往。他守住众匪徒回巢的必经之地，先是好言相劝，“只要尔等悉数放下所掳财物，吾就给尔留条生路……”匪二当家不知他的厉害，并不回话，只挥刀向他拼命砍杀。匪徒的无礼激得他“火从心头起，恶从胆边生”，大吼一声手起刀落，匪首倾刻人头落地。匪徒们见状魂飞胆颤，一个个逃得屁滚尿流，蒋锡晋稍稍追之又连杀3人……匪徒赶走了，财物留住了，却给当地留下一个隐患……

蒋锡晋斩杀匪徒、保卫乡土的消息，迅速遍传东蒋辖区和巡田地界，他的“五妣”罗氏却喜中带忧。罗氏姓佛，最忌杀生，在蒋锡晋5位夫人中，只有罗氏唯一留下后嗣，至今上下六代已繁衍生息近百人。罗氏听说丈夫连杀4名匪徒，一连几天忧心忡忡，彻夜不眠，生怕男人因此折寿。于是征得丈夫首肯，在柘田田垅中间，也是邵阳通往东安的官道上，新修大型风雨亭一座，并结合整修官道20余里。风雨亭坐北朝南，北设佛座，南架人凳，雕龙画凤，亭、路共耗白银二千余两。风雨亭竣工那天，罗氏请动高僧大做佛事，既祈福一方，亦超度亡灵。风雨亭构造讲究，用材上等，年久而不用修，解放后仍在为行人遮风避雨，人称“蒋锡晋亭”。农业学大寨期间，修筑田间公路，风雨亭不宜通车而被拆之。

再说蒋锡晋斩杀匪徒之后确实留下后患，蒋氏东房一带从此同境外匪徒结下怨仇。怎么办?蒋锡晋召集族老，斩钉截铁说道：“水来土淹，兵来将挡，吾辈只能以武抗匪!”自此，东房人习武之风愈发浓烈，英才辈出，威振一方，境外匪徒有仇不敢思报，曾数十年相安无事。遗憾的是，民间武夫可抗匪亦可从匪，进入民国后，田中间、柳山一带匪患猖獗，解放初期，人民政府被逼大开杀戒，一举根除了与“武”伴生的民间匪患。

编辑：汤霜